非正常的“官员非正常死亡

  因健康原因自然死亡的,谓正常死亡;因意外事故或突发事件死亡的,谓非正常死亡,在法医学上指由外部作用导致的死亡,包括火灾、溺水等自然灾难;或工伤、医疗事故、交通事故、自杀、他杀、受伤害等人为事故致死。从定义上看非正常死亡的原因很多,但是在官员“非正常死亡”之后,官方通报都是迅速定性为意外身亡,而且信息很少。

  比如说这一次的蛟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郝壮的坠楼身亡,官方微博只提供了郝壮因擦玻璃不慎坠楼,并无提供其他信息,是否有其他人在场。这种语焉不详的通报也给后续舆论传播提供了很大的“发挥”空间。

  很明显的例子是柳州市长肖文荪溺亡一事,自从发生之后,外界盛传肖文荪因被纪委调查而不堪压力自杀。但是随后地方纪委否认调查过肖文荪。虽然如此,地方政府依然没有对肖文荪的自杀的前因后果做详细的通报,至今关于肖文荪为何自杀尚不知晓。

  官方通报过于简单,“留白”太多,语焉不详导致舆论议论四起,各种猜测纷纷流传。而近年来一些官员“非正常死亡”的时机也让外界对亡者的死因产生浓厚的兴趣。

  十八大之后反腐形势严峻,反腐力度加大,一群大老虎小苍蝇被抓,而且很多都是窝案,涉及多个官员,多个部门,多个层级。也就是说只要其中有一人遭遇调查,其余涉案人员必然是惶惶不可终日。在这种情况下,与腐败案件涉案人员有交集的官员遭遇“非正常死亡”总是引人遐想。

  10月23日,国信证券总裁陈鸿桥在家中自杀身亡。而此时正是有关部门严查股灾是“恶意做空”的幕后黑手,陈鸿桥的死亡也被与此次金融界反腐联系起来。9月7日下午,一份题为《国信证券股指期货异常交易情况的通报》 ( 下称《通报》 ) 的社交媒体广泛传播。从上述《通报》内容来看,国信证券疑因股指期货放空单及为客户融券卖空提供便利而被通报,管理层也因此被约谈。之后9月16日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而陈鸿桥曾任张育军任职深交所一把手时的副手。这种前后时间上的关联,让陈鸿桥的“非正常死亡”变得更不正常了。

  如果说死亡当天,官方通报中语焉不详是因为还没有权威调查,但是官员“非正常死亡”多日之后,具体情况依然是无人可知。前面已经提到,非正常死亡的原因有很多,自杀、意外和他杀都有可能,就算是普通人出现非正常死亡,也需要警方作出调查确认死因,如果是自杀,查查为什么自杀,比如之前许多官员抑郁症自杀,如果是意外,意外是如何导致的,是不是有必要跟公众说清楚,避免流言蜚语,如果是他杀,那就更不用说了,凶手是谁!

  可是不是普通人的官员“非正常死亡”最后都没听说有什么调查结果。柳州市长肖文荪溺亡的原因,目前仍是迷雾重重。肖文荪的讣告是柳州官方通过当地电视台发布的,时长46秒。讣告对于死因只字未提,面对媒体追问,柳州相关部门称正在努力调查中,他们对调查的具体情况和进度暂时还不清楚,肖文荪落水的真正原因还需要等待相关官方部门经过调查后来发布,会尽快公布这件事的调查结果。

  反腐研究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任建明称,因没有公开全面的数据和分析,“很难说官员自杀现象与反腐之间的关系,官员的压力与普通人群一样来自各方面。但高强度反腐确实令一些官员饱受压力,也有一些公众所知的案例是畏罪自杀。”所以官员“非正常死亡”如果涉及腐败,畏罪自杀,就属于公众知情权的一部分,但是目前来看,很少有后续调查来澄清这些“非正常死亡”官员是否清白。

  除少数案例确已被纪委立案或进入司法程序外,官方的回应或证实很少明确其本人或同事、家属等是否卷入违纪或涉腐调查。因此,个别官员自杀后即便被官方证实患有抑郁症,但仍难以消除其涉嫌腐败的传闻。

  中国历来强调“死者为大”,官员“非正常死亡”还去调查是否是贪官,于情于理似乎都很难接受,但是法大于情,同样如果是一个清廉官员“非正常死亡”,他也不希望公众怀疑自己是个“贪官”。死后留清名也很重要。总之,不论是死者还是对公众,认真调查“非正常死亡”官员的死因,给公众一个清楚的交代是必不可少的。

  香港大学防止自杀研究中心叶兆辉介绍,在香港若有自杀发生,在死因不清晰或有疑问时,通常会送往死因庭接受调查。死因裁判官为司法人士,有权命令警方调查死亡个案,并对死因进行公平、公正的研讯。“通常社会公众会尊重死因庭的调查结论。如果涉及政府官员,政府也通常会依照死因庭的结论作出回应。”

  在新加坡1986年发生的因被调查而自杀身亡的国家发展部长郑章远案可供借鉴。郑章远因涉嫌受贿被调查,其予以否认后自杀,之前写信给私交不浅的时任总理李光耀。之后,郑章远家属还向李光耀提出,为保全名誉请求验尸庭不对尸体进行研审。但是,新加坡国会最终成立了调查委员会对此事进行调查并公开结果,还推动修法,如涉嫌贪污的官员去世,一经查实,其名下资产超出正常收入来源的部分仍可视为贪腐所得,法院可判决罚没因贪污获得的收益。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小军近日也在《环球时报》上撰文认为,相对于舆论对肖文荪非正常死亡这一事件的关注和一些猜测性言论在互联网上的传播,官方的消息不仅慢了半拍,而且信息量有限。对官员失踪、异常死亡等比较异常的事件,舆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不足为奇,也是可以理解的。应对这类社会和公众都共同关注的事情时,应该尊重事实,以坦诚之心,及时、如实地发布信息,回应公众质疑,有针对性地解答公众疑惑,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而官方惜字如金、语焉不详的“传统思维”,只会让疑团越来越大,谣言丛生迅速蔓延,导致舆情次生灾害。如果调查结果最终不了了之,更会使政府公信力受到损害,最终在舆论场上处于被动状态。而这一问题其实一开始是可以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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